[时事] 上北大校长万言书-焦国标
作者(焦国标)按：自去年十二月初以来，一道难题就摆在了我的面前：要么被从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调到北大古代文献研究中心﹔要么自己“主动”辞职或被学校除名。这些都是违背我的意愿的。我不想离开北大，更不想做五十年后的沈从文第二！问题拖到今年（2005年）三月初，再也没时间可以逃避了。兔子急了咬人， 狗急了跳墙，人急了陈情，如李密《陈情表》，诸葛亮《出师表》，我便给校领导写了这么一封信。不知不觉竟写了一万多字，成为名副其实的万言书。信的内 容不只是谈我自己的工作问题，还涉及到其它许多方面的现象、问题和我的思索。拿出来奉献于社会，也许能带来更多的“社会效益”呢。
吴校长、龚老师、赵老师：你们好！
这封信有点长，请闲点儿的时候慢慢看。因“讨伐”及其后续发生的事情，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我记得大约泪也流过三四次了，给你们的信也写过四、五封了 。泪我不想再流了，信也写累了，我想你们也差不多该读烦了。未来的一切交给命运！我以后再也不准备给你们写信了，也许这就是最后一封信，那索性就写长点儿，唠远点儿。
昨天，2月28号，我在咱们学校图书馆借了三种书：第一种是医学方面的，有《流行病学》、《传染病学》和《医学人类学》三本﹔第二种是马丁路德的传记 和文集﹔第三种是西洋教育史方面的。我为什么借这三种类型的书呢？你们知道，我在写《对外传播学》。目前我的研究视野所及，已经达到流行病学、传染病学的领域。我发现这些学科的许多理论光芒可以拿来照亮人类文化的对外传播。这些学科都有几百年历史了，理论特别发达，思维特别细密，朮语的解释力和概> 括力都非常强﹔而传播学只有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对外传播学则还根本没有出生，因而传播学领域的许多现象没有被研究、被概括和被朮语化﹔传染病、流行病与人类文明的传播，特别是与对外传播，有着共同的地方，那就是都有向外扩展的特点﹔所以前者对于后者，大有可借鉴之处。比如，在英文里，流行病学或传染病学中疾病的“传播”用的是transmission，而传播学上的“传播”用的是communication，实际上transmission更合乎汉语“传播”的含义。这一点龚老师多次谈过，也写过文章。所以我的《对外传播学》将来英译时，要采用transmission一词，前面再加一个表示对外或向外之类意义的英文或拉丁文前缀加以强调，共同构成对外传播学这门学科的名称，而不予采用communication一词加对外、向外之类前缀的模式。再如流行病学里“宿主”一词，可以借来指称一种很普遍的对外传播现象。近年情人节在全世界流行，特别是在青年人中间，这些青年人就是西方> 情人节文化的文化宿主。中国人对中国文化而言，也可以叫做文化宿主。这种现象、这样的群体，过去是没有专业朮语指称的。
你们可能要问：你是怎么想起往流行病学、传染病学这些学科领域寻找理论资源的？我是从对外宣传到一般对外传播，如三大宗教的对外传播，再到植物、动物、细菌、病毒的对外传播，一路搜寻到这里来的。我曾经对吴校长“吹牛”说，我要做对外传播学之父﹔你们觉得这样的学朮视野是不是的确有点“之父”的气派？──我特别想做这个“之父”！我特别希望在我们学校的图书馆里完成我的《对外传播学》！你们知道，我正面临能不能在北大继续呆下去的危机，因而昨天在图书馆里借书时，这个愿望就格外的强烈。
那么为什么借阅马丁路德的传记和文集呢？我想从马丁路德的经历和文章里寻找度过目前危机的精神力量。我还真找到不少，比如路德说：“我点了一把火，但用是真理的语言。”我也点了一把火，不敢说“用的是真理的语言”，但我敢说我这把火远远没有路德那一把火大。既然路德没有被恐惧压垮，我想我就应该见贤思齐，坚持下去，何况是在路德五百年之后，何况他烧的是“上帝在尘世的代表”──罗马教廷和教皇。路德说他于1517年10月31日，贴在教堂门外反对罗马教廷赎罪券> 的《九十五条论纲》，“犹如天使当了信使一般”迅速在全国流传。这一点我比路德更自豪，因为现代互联网比天使的翅膀还要更快。路德说：“上帝的真理也主宰教皇﹔我既已认识上帝的意思，就不再去问别人。”读到这句话，我首先感到我是一个不信神的人，但是我服膺宪法代表的现代政治文明理念，宪法就是现代不信神的人的上帝﹔因而我觉得，既然宪法赋予了公民大量的权利，当我在履行这些权利时，就不必再问别人是否同意、再看别人的脸色是否欢喜。
那么为什么又借看西洋教育史一类的著作呢？其实最近我已经看了起码有二十本关于西方大学演进的书。我发现，现在中国，对大学学朮自由的干扰，对教授和学生的“看管”，等等许多方面，比西方落后了从一千五百年到一百年不等。我们管理大学的许多提法和理念，堪与四世纪奥古斯丁或十三世纪托马斯阿奎那教育理念的守旧、落后一比高低。我准备什么时候再点一把火，专烧中国大学的学朮和思想管控问题。 现在看来，在学校继续研究对外传播学、向路德学习和火烧中国大学对学朮自由的管控，这三者发生了矛盾，势难并存。我想暂时牺牲对外传播学的研究，先向路德学习坚持。在过去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里，三位先生对我的“曲意回护”和耐心“说教”，我相信，以你们的阅历，你们真的这是在为我谋，为我好，我不仅深深“领情”，实在是将终生铭感。但是让我去北京大学文献研究中心，则实难从命。这些日子一联想到五十年前沈从文先生的被迫弃文从学，而半个多世纪后我焦国标又要被迫做沈从文第二，我的内心就不能平静，就感到恼羞成怒。我不能接受这个命运，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沈从文的悲剧，它爱降临谁身上降临谁身上,反正我决不允许它降临到二十一世纪的焦国标身上。就一个人的终极成就而言，或者说就一个人最终给这个世界留下的“干货”或“生物量”而言，无论是沈氏的被迫转而研究服饰，还是我被迫转行搞文献研究，都未始不是一件好事，甚至肯定是一件好事﹔可是对于一个人的人格而言，它是绝大的坏事，它是对一个人人格的侮辱。在我看来，人格大于并先于苟且下的所谓成就！如果我接受了文献研究这个差使，不仅是我个人人格上一辈子的窝心事，不仅是北大之耻、时代之耻，也是三位先生之耻。如此以来，三位先生对我的关爱之心的确是实现了，可是我敬爱你们的心却再也实现不了，因为这将陷三位于不义，使得你们在北大> 历史上和在中国历史上都会留下骂名。这种情形让我联想起《红岩》里的江姐，解放军攻打重庆城的炮声已经隆隆可闻，可她却在这个当儿被处死，实在太可惜了﹔中国的新闻自由已经露出“东方的鱼肚白”，北京大学却把她的争取新闻自由的教授开除了，你说你们怎么对我们的时代交代？怎么对我们北大的历史交代？
身为神学博士和神学教授的马丁路德先生，其实比我更“狠”，比我更有失体统和身份。比如他说，“教皇，只有教皇才是真正的罪人”，“现行制度中的教会是反基督的”，“真正的反基督分子就坐在上帝的神庙里，罗马教廷就是撒旦的教堂”。还有比这更狠，更“恶毒”的话，这里就不征引了。可是尽管如此，教皇和教会还多次给路德在各种高级宗教会议的论辩会上阐述自己思想的机会。其中1519年7月的那一次，论辩从四日早晨开始，一直持续到十一日。“论辩是德国式的，就是说，讲话必须把速度放慢，以使公证人能够全部记录下来。”可是反观我们的意识形态官员们，他们不仅不给我阐述我思想的机会，反而一再向学校施压，不让我上课，不让我指导研究生，出版社不许出我的书，媒体上不准发我的文章，不许做讲座，直至要把我调离新闻教学单位，甚至不惜以逼迫我> 辞职或予以除名相威胁，其风度远不及五百年前的罗马教廷。这种一打二圈（圈猪的圈）的工作思路和模式，分明是驯化动物的路子，而不是驯化教授或知识分子的路子。不仅如此，国家安全部门也上手了，?，好家伙，电话骚扰、派出所查问、电子邮件干扰等等，简直是天罗地网，把人当贼防。说实话，我还真是没有瞧上您哪一样东西值得我去偷！我内心真的是“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什么叫“不义”？未经民选的任何官位都是不义的，因而也都是“于我如浮云”的。吃死耗子的猫头鹰永远不可能理解非醴泉不饮、非梧桐不栖的凤凰的高洁！去年十一月我在美国时，多次对那里的媒体说：“如果胡锦涛主席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铁打江山”托付给我，你猜我会怎么做？我先下跪磕头，然后站起来说：‘谢谢！不！’为什么下跪磕头？那是答谢知遇之恩﹔为什么说不？因为那样做不对。”这是一个中西合璧的动作。最后没有一家媒体报道我这句话，也许他们认为前一半的动作太中国了吧。近年谈及两岸统一，大陆一方常说的一句话是海峡两岸要共同努力，分享伟大祖国的尊严和光荣。在我看来，托付江山社稷的做法是我们伟大祖国最不体面、最有伤尊严的事体。
2004年，我本来最起码要出四本书：一本是言论文集《回望农民》，上海文艺出版社要出，已经签了出版协议﹔一本是传教士汤若望的小传记，有五六万字,天津人民出版社要出，也是已签了协议﹔一本还是文集，北京出版社要出，是“北京杂文丛书”中的一本﹔第四本是我的母校河南大学的出版社要出。因“讨伐”事件发生，结果是一本也没有出来。现在好了，《回望农民》在香港出版了，另外两本文集也将于近日（三月里）在香港出版，一本被翻译成日文的文集已于去年八月出版，韩文的文集正在组织翻译，英文的正在翻译中，一位德国汉学家正帮我寻找出版社，准备在德国翻译出版我的文章。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一位朋友说，“讨伐”一文去年八月已经翻译成至少22种文字，英文有多个文本。以言论文体论，即便是清末的梁任公和民国的鲁迅先生，其作品也没有享受到过这样的待遇。最起码可以肯定地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多年的历史上，言论作品被如此迅速译为外文的，只此一家，别无二人。这都是我们僵硬、愚昧、胆怯的意识形态官员们的“恩赐”！
2004年11月，我在纽约旁听了一次李洪志先生的讲法大会。说实在的，讲得比较一般。当时我就想，如果当初在中央电视台举行电视辩论会，法轮功问题决不会是这种政府和法轮功双输的可悲结局。以我看，李 洪 志先生怎么也辩不过何祚庥院士或司马南先生。可是不行啊，电视台是党的喉舌，那是一种资源，说话则是一种权利，非党的人怎么可以享受这个资源、分享这个权利呢，更不用说其它比普通非党人士更“可憎”的人了。于是结果怎么样？法轮功麻烦大了吧？你们意欲封杀的人腿更长了吧？你们对新闻媒体的把持，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对所谓占领舆论阵地的理解，都太贪心了，太僵化了，太落后了，太小气了，太胆怯了，太笨了，心胸太封闭了。我不说他们太骄横了，因为他们确实很阴暗而虚弱，不配骄横二字。
正如许多人指责《讨伐中宣部》的文体风格不太适当，作者不太适合在大学当老师一样，当时“大家指责他（路德）的只有一个缺点，就是他骂人的时候过于辛辣、尖刻，与一个想在神学上找出一条新路的人、一个神学家应该具有的风度不够相称”。路德自己也说：“我承认，从宗教事物和职业的本分来看，我对这些人确实言辞过火了些，但我并没有把自己当作圣人。”可是就是这么一位与神学教授“风度不够相称”的人，却不仅做了一辈子的神学教授，而且成为基督教新教的开山鼻祖。鉴于三位先生为我的事，已经费了许多心神，我的确是想过一辞（职）了之，不再麻烦你们，否则我自己都不满意我自己的作人了。可是一则我并不想离开北大，二则我也不认为只有零度情感的人才配做大学教授，古今教授的风度并无同一的款式，所以我决定不再作辞职之想。如果学校或上面一定要去我而后快，我等着被“踢出”北大，并等待着“平反昭雪”恢复名誉那一天。当年我在洛阳师专工作时，校长不让考博士，我说：“校长，你看着，我不会在咱洛阳师专退休。”现在我要说：我一定要在北京大学退休，除非上帝另有任用。我发誓做北大的终身教授，做北大的百代教授，我誓将以北大最名誉的教授光荣退休。马寅初先生蒙冤受屈二十多年，直到百岁上才得到一句公正的评价。前贤在此，我不着急。我有一个提法，叫做“人格基因”。一切特立独行的人，无论> 世人怎么看不惯他，他的存在都一个重要意义，那就是人格基因意义。因而，凡是人格上有常人达不到之处的人，杀人犯除外，从屈原到文天祥，从为袁崇焕守墓几百年的家族到前不久背着同伴尸体爬火车从福建回湖南的那位先生，都受到我的尊重。基因单一的物种要灭亡，基因单一的人种也要灭亡。为什么几个日本人就能占领一个中国的县城许多年？为什么几千日军就能杀害南京的三十万人？为什么一千多远征英军就能拿下鸦片战争？因为中国人的人格基因太单一了。基于此，我认为，北大几千教授只有我一个人“不听规劝”，“一意孤行”，只说明我的行为具有人格基因意义，而不是我必须改变我自己的理由。
人格基因的传递不是通过生物遗传，而是通过文化遗传。我儿子不大可能继承我的人格基因，而我与马丁路德博士并无血缘关系。人格基因遗传的模式，说一句大白话就是榜样的召唤。当一个人面临社会政治绝境时，他有两条路，一是与绝境妥协，一是与绝境抗争。与绝境妥协相对容易，与绝境抗争就得寻求精神力量，也就是往回寻找与此处境类似的前人是怎么做的。于谦想到文天祥，他就知道怎么做了，于是文天祥的人格基因就这样传给了于谦。“国破家亡欲何至？西子湖头有我师。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惭将赤手分三席，敢为丹心借一枝……”记不得这是谁写的一首七律了，可是诗意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国破家亡时诗人决心像于谦和岳飞学习。看了马丁路德《九十五条论纲》惹祸以后是怎么做的，我决心向路德学习，于是路德的人格基因就这么越五百年、两万里，传递给我。去年底我在纽约时，境外风传我被北大开除，香港媒体和巴黎无国界记者组织都把电话打到纽约，向我核实是否属实。我从未听说过这个消息，初听之下，真是有些紧张，有些头懵，一夜没睡塌实。次日凌晨醒来，紧张感加剧，甚至说是恐惧也不算夸张。就在这心理几乎坚持不住的当儿，脑海里竟突如其来地闪过一句话，仿佛有人从旁提醒：“耶稣上十字架紧张不紧张？”我心中一激灵。是啊，耶稣上十字架紧张不紧张、恐惧不恐惧？恐怕只比一个人被单位开除更紧张，更恐惧！我不信基督教，所以也从未走进过耶稣上十字架前的心理世界。可是此时此刻，我走进了！长这么大，我从未明确感受到服气过谁，可是此刻我心底里涌出一句话：“咱真的不如耶稣！耶稣真的了不起！”就这样思想到天亮，我的恐惧和紧张感退去了。
奥古斯丁在《忏悔录》里记载：有一天，奥古斯丁正在花园里为信仰问题而苦闷彷徨时，耳边忽然响起清脆的童音：“拿起，读吧！拿起，读吧！”他急忙打开身边的《圣经》，恰见使徒保罗的教诲赫然在目：“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他觉得这段话击中了自己的要害，“顿觉有一道恬静的光射到心中，溃散了阴霾笼罩的疑阵”。奥古斯丁的这段经历在基督教史上被称为“花园里的奇迹”。此后不久，他正式加入基督教，成为一个清心寡欲的基督徒，以致连自己的亲妹妹也不愿单独相见，与过去淫荡、贪图虚名的摩尼教徒奥古斯丁判若两人。“耶稣上十字架紧张不紧张？”的提醒在我身上并没有奥古斯丁的奇效，可是耶稣的人格基因却就这样在与他毫无关系的面临困境的我的身上发酵滋长。我相信，目前的中国就已经有人在向我学习，这意味着我的人格基因也开始向人群中传递。自然环境下，我们下大力保护濒危物种，大熊猫、朱寰鸟、白鳍豚、扬子鳄之类﹔我想对于人文环境中的濒危基因，最起码也应该让他生存下去吧。稀缺的自然物种基因是一种潜在资源，稀缺的人文基因也是一种潜在资源。李敖当选了台湾立法委员。在就职宣誓仪式上，二百多名立法委员都对孙中山遗像宣誓，只有李敖先生一人面前放着自己的大幅照片，对自己的照片宣誓。他的解释是，我对我自己> 的良心负责，孙中山遗像对任何人都不会有约束力的。这与马丁路德的逻辑很接近。路德说，基督徒无须教会引领，自己就可以直接面对上帝。自己怎么直接面对上帝？做自己良心认可的事可矣。路德还说：不是教会判断良心的是非，而是以良心判断教会的是非。是的，我同意！不是中宣部判断良心的是非，而是良心判断中宣部的是非。 我的“不妥协”，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要把这事做足，做到临界，做到顶点，做到出现拐点的程度，从而结束过去几十年官方意识形态僵硬、颟顸不讲道理、把知识分子当动物来修理（一打二圈）、把知识分子当贼来防的历史。这种“待人之道”已经有效几十年，已经“折服”了数不清的知识分子，别人可以接受他，我不能接受它，我不许它在我身上继续显灵下去了，我要以“自杀殉道”的形式逼迫它走上拐点，我要让它在我这里失效，我要让它栽在我的手里。人类每一个进步，都有其标志性事件，那标志性事件就是所谓的里程碑。邓小平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那是一个拐点。实际上此后这二十来年，在意识形态方面收拾知识分子的路数并没有大变，无非是修理动物的一打二圈，“不听话者不得食”。我要做对待知识分子政策前进道路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这个里程碑不同于邓小平那一个，那一个是施与，我这一个是争取，争取知识分子的本职权利，那就是言论自由的权利。我对我自己的良心负责，我对宪法负责，我对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负责，不需要对任何别的负责，就像前面路德说的，已经认识到上帝的意思，就无须再问别人。我想好了，如果我们北大对我不再客气，一定要将我“踢出去”﹔我不去美国谋生，也不去欧洲、澳洲，也不去韩国、日本，我要去台湾，去台湾大学。一是台大有北大血脉，二是那里是中国人，三是那里是开放言禁的地方。在大陆全力打压台湾、诋毁台湾民主政治的时候，我将以微不足道的我，去为民主自由的台湾捧个人场。当今仍然森严的大陆意识形态已经给我办了许多难看，我也要给它办难看。
如果我被北大“踢出来”，我还准备向全球各大学的校长们呼救，牛津剑桥哈佛耶鲁之类。闵书记是斯坦福的博士，我将特别向斯坦福的校长求救。我这不是给我们北大摸黑找麻烦，而是为北大解围减压。怎么讲？北大不能只把来自上面的意识形态压力当成得罪不起的主子，北大也应该把自己的国际形象当成一个不可怠慢的对象！北大上面不仅有教育部、中宣部和中央政治局，北大外面还有国际社会，还有国际上的大学邻居和大学校长“同僚”们。我将游说那些大学校长们，推行自由、民主、人权不只是伟大的美国政府的使命，文明国家的大学校长们也应该负起相应的责任。对东方国家大学里发生的那些摧残学朮自由和言论自由的现象，你们不能袖手旁观！全球大学要建立联合会，在全世界的大学里推进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学朮自由。当然，我还会在全校四千教授和两万学生中间为我自己发起签名活动。此外，我还可能到中纪委和全国政协去上访。总之我将不顾自己的大学教师身份，用一些“下三烂”的臭招，去改变延续几十年对待知识分子一打二圈、不听话者不得食的落后、僵化、刻薄、残酷的手段。
好像鲁迅先生说，陈独秀先生的武器都亮在门口，胡适先生的武器都放在里间。我是陈独秀先生之类，武器和谋略全摆出来。我知道，根本上讲我的这些“捣蛋”的小伎俩屁事不顶，但我誓以堂吉可诃德的精神抗争到最后。我如果争取不到北京大学的善待，就决不可能争取到意识形态官员们的善待。
据说有北大校友指责我借北大之名炒作自己。我这里也解释几句。马丁路德也遭遇过类似的责难：“他的敌人说，病态的野心和想要出人头地是这个维滕贝格人的动力。”路德回答道：“首先，我自己并不愿出风头。我宁愿藏在我的角落里，但我的敌人一二再、再二三地用阴谋诡计和暴力把我拖出来，以便因我而得到奖赏和荣誉。现在他们的把戏失败了，却把一切都归罪于我的野心。其次，即使他们对了，即使我果然以导师自居，难道上帝就不会要我这么干吗？”在这一点上，我可能比路德还要文明一些，因为毕竟我是路德五百多年后的后生。第一，我不把持此观点的北大校友称为“我的敌人”。我个人没有敌人。我认为，一千个观众有一千个哈姆莱特，一部《红楼梦》各有各的眼光。视我为自我炒作者，乃多元中的一元，这很正常。这也是我从不审查记者采访我的内容的原因。我死了以后，仍然会有人引用我，那时我怎么审查？于是我的原则是：说，是我的权利﹔怎么用我的话，与我无干。比如现在对鲁迅的研究，汗牛充栋，褒贬都有，鲁迅死了，怎么审查？既然漫长的死后没法审查，索性就短暂的活着的时候也不审查。第二，不是路德出要风头，而是风头要出路德﹔同理，不是我自我炒作，而是中国的新闻自由事业现在需要一个人被牺牲了用来炒作，而我幸运或不幸成为这个牺牲，如此而已。其实北大这个资源，对于所有北大人是平等的，许多北大人早已通过吃北大吃得肠肥脑满。像我这种吃法，好像指责我的校友们还不敢这样吃，也许他们是不屑于这样“下作”地吃吧。不过我本人并不这么看，我本人的看法是：之所以我敢拿北大的名声招摇撞骗、炒作赢利，而他们不敢或不屑，唯一的原因是我比他们更是一种道德生物，也就是说我可能比他们更高尚、更慈悲、更不忍那么一点﹔他们以顺民立身，而我以良知立身，如此而已。北大，有多少光荣，就有多少耻辱，甚至越光荣就越耻辱﹔我对这些保持清醒，保持距离。第三，即便他们对了，我的确是自我炒作，难道蔡元培校长或胡适校长就一定不会让我这么干吗？
季羡林先生是我们北大的旗帜，也曾经是我的旗帜。1993年秋天我来北京读博士时，曾冒冒失失拜访过他。记得我在老人家的书房里谈《易经》什么的，临走老人郑重地说：“我送你一句话，叫做‘好学深思’。”我当时犯傻，只顾一个劲儿“谢谢！”却没想起来让老人写下来由我宝藏。我至今不知道当时老人只是说说，还是想给我题此四字。现在想来，如果只是说说，我完全可以请老人写下来，应该不会被拒绝﹔如果想给我题此四字，因我无此思想准备，错过这个机会，我的失误就更大。还记得，我从季老家出来，满脑子的“好学深思”，有孔子“三月不知肉味”之势，车骑至三角地十字路口时，与西边也是骑车来的一个同学成丁字形相撞。我的车把撞在他手上，一秒钟以后涌出一个黄豆大的血珠，吧嗒一声落到地下，我简直觉得那地要被砸一个坑。我想这回麻烦惹大了，不料那位同学说没事。我说陪他去医院，他说不用。我拿出学生证，自我介绍说我是人大的博士生，如果他的手出现什么意外，请与我联系。他还是说不用。我们就这么分手了。这是我第一次与北大和北大人的接触！这是一个有君子风的地方。
2001年秋天，大雨之夜，我赶着去上课，在雨地里却找不到教室，当时还不熟悉北大校园。在图书馆西南角转弯处，一位急速骑车人，大约是也是一个北大学生，与我相撞。当时我步行，他骑车﹔我有准备，他没准备，结果他被撞翻到路上的水潦里。雨很大，我们没什么口角，各自赶路。这几年里，我一直想写一篇小文章，叫做《在北大撞车》，一直没写出来，想不到在这里写出来了！
还回到季老吧。我说了，季老曾经是我的旗帜，后来这个旗帜有些失色了。这与关心农民有关。我读过季老人的散文集，我发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饿死人那几年，就我阅读的范围，季老这方面没写过一个字。我就想，季老的老家，山东临清，难道就没有饿死过人吗？老家没人饿死，起码总听说过饿死人吧？怎么在这么重大的题材面前玩“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呢？据说季老是吐火罗语的传人，可是在我看来，一种死语言比不上一条半死的小狗的命重要。如果让我选择，我宁肯救一条半死的小狗的命，也不去救一个全死的语言。这大概也是佛家“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的意思。这就是季老在我心里退色的原因。当然，正如一条学朮研究常规所说的，“说有容易，说没有难”，也许季老写过饿死人的散文，只是我没看到。果如此，则向季老赔罪，他的旗帜在我心里依然鲜亮。北京大学是做学问的地方，但是如果这学问一定要把人心做成铁石，窗外的事装聋子哑巴，我不取也。当然，我不取并不反对别人取，兴趣是平等的，学科是平等的，研究死语言与救半死的猫同样伟大和渺小。这是我所理解的多元化。官方在国际上叫喊多元化，在国内却大搞一元化，是真正不要脸的双重标准。
我是2001年秋天新学年开始时来北大任课的。此前的九八、九九年，或者还有零零年，我都为当时国际关系学院的二学位班做过小范围的座谈。当时我关注的问题是农民问题。我鼓动我们的同学，要关注农民过去的灾难和现实的生存处境。我告诉他们，中国的农民问题，这么严重，这么大的数字，完全值得诺贝尔奖委员会预备一个和平奖。我的诺贝尔和平奖情结就肇始于九十年代末对农民问题的呼吁。现在结果很清楚，几年过去了，好像没有哪个学生的心灵中被我种下诺贝尔和平奖的种子。其实拿诺贝尔奖云者，也就是给自己的人生树立一个标杆而已，约等于中宣部每年春天搞的学雷锋。那么为什么不干脆说学雷锋，而要说拿诺贝尔和平奖呢？因为雷锋同志固然说了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可他也说了“对待敌人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残酷无情”。我到现在苦于没有一个敌人，因而我想，与其学雷锋，不如学特蕾萨修女，学甘地和曼得拉这些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就上不就下，学他们可能要比学雷锋境界要高一些吧。
应该说，我还是比较认同目前政府的做法的：舆论上收紧一些，实际工作中一件一件地改良。但是这不是我放下呼吁新闻自由的理由。有人说：“现在政府已经做得不错了，应该给他们一个比较从容的舆论环境，以利其推进改革。”这话是错误的。首先，我们普通人根本不知道那个“从容点”在哪里，它在“无知之幕”后面，只有上帝知道。其次，改革从来都不是从容环境下进行的，从来不存在舆论压力越小、改革成效越大的情况。毛泽东时代“舆论一律”，舆论环境从容得没法再从容，可是毛泽东改革的速度如何？如果全国几亿人只遵循一个人时间表，这个国家要灭亡！现在正是两会期间，全国新闻媒体都在遵循两会的时间表。两会的时间表是什么呢？是两会期间媒体不能报道社会问题，只能报道好人好事。这意味着，在此期间许多社会问题不能再像平时那样借助新闻媒体去解决。问题在这些日子里不能解决，就意味被推后，长期积累下来，落后就发生了。每年以两会的名义，以国庆的名义，以新年和春节的名义，束缚新闻舆论监督的手脚，制造着一个个的推迟和落后。科学和理性的做法应是，全国十三亿人各自根据自己的时间表做事，随时发现问题，随时解决问题，这样做，最后的总效果才是最大的。这就像市场经济理论里那只所谓“看不见的手”。
当初我来北京大学，三位先生都是首肯的人﹔如果有一位说不，我就不可能进来。常说“疾风知劲草”，又说“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再给我去美国这半年时间，看看我究竟是不是一块可造就之材吧。如果不是个材料，那时再“收拾”我不迟。“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北大好比一大块林地，里面繁育着许许多多种生物，借给我这只顽劣的鸟儿一枝栖居，坏不了北大的生意。前几天，一位美国记者告诉我，说四川已经恢复了王怡上课的权利。我认为这很好，是双赢。别再把知识分子当动物管、当贼防，对谁都好。目前我的感受是，没有谁想篡党夺权，大家希望的只是我们的国家更民主、人民更幸福、社会更和谐。
从地下党闹革命而来，看谁都像地下党，这个眼光很过时。我正式提出，希望下学期能恢复我上课的权利，停课一年，够一壶了，否则就更加不符合中央建设和谐社会的精神了。司马迁说：“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做春秋。”再“拘”我一学期不让上课，不知道又要“厄”出什么大逆不道的东西来呢。现在我想，既然我已惹上中宣部这一身臊，就不劳驾更多人惹上这臊气了，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我一人包圆儿算了，把当今中国陈旧、落后、貌似莫予毒也的意识形态纸老虎一个个给它捅个稀巴烂。
不知不觉竟已写了一万字了，我还以为只有两三千字呢。谢谢你们读完这封信！
国标顿首
2005年三月一日到五日燕北园